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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省份完成换届,这些正部级岗位迎来新人******

  中新网北京1月18日电(记者 阚枫)2023年省级地方两会接近尾声,换届之年的省级两会,人事议题颇受舆论关注。截至18日,已有20余省份已完成省级人大、政府、政协三套班子的换届,数十位官员在正部级岗位上履新。

资料图:内蒙古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现场。韩卿立 摄

  10余省份省级人大常委会迎来新主任

  按照惯例,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西藏、新疆外,其他24省份人大常委会主任均由省级党委书记兼任。

  此次省级人大领导班子的换届中,截至18日,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上海、浙江、福建、江西、重庆、四川、陕西、贵州、湖北、山东、新疆的省级人大主任出现变动。

  这些省份中,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浙江、福建、江西、四川、陕西、贵州、湖北、山东去年新上任的党委主要负责人,纷纷获任当地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

  此外,在上海,董云虎当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其此前任上海市政协主席;在天津,喻云林当选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其此前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重庆,王炯当选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其此前任重庆市政协主席;在新疆,祖木热提·吾布力当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其此前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资料图: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现场。邵国良 摄

  已有3位代省长“去代转正”

  在省级政府方面,今年的省级人代会上,有4位代省(市)长作政府工作报告,他们分别是北京的殷勇、黑龙江的梁惠玲、陕西的赵刚、山西的金湘军。

  去年10月以来,上述4地的省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他们为代省(市)长,在北京,此前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殷勇获任北京市代理市长,在陕西,此前担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延安市委书记的赵刚获任陕西省代理省长,在黑龙江,此前担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的梁惠玲获任黑龙江省代理省长,在山西,此前任天津市委副书记的金湘军获任山西省代理省长。

  他们中,1969年8月出生的殷勇为目前31省份中最年轻的省级政府“一把手”,梁惠玲则是继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王莉霞之后,目前31省份中第二位女性省级政府“一把手”。

  在今年的省级地方两会上,截至18日,金湘军、梁惠玲、赵刚已经“去代转正”,当选为省长。

资料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现场。周孙榆 摄

  10余省份政协主席换人,多数为异地调任

  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的换届中,“一把手”变动幅度最大的是省级政协。

  截至18日,已有18省份省级政协主席换人,包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上海、福建、江西、河南、湖南、广东、海南、重庆、贵州、云南、宁夏、甘肃。

  观察此次履新的省级政协主要领导,异地调任的特征较为明显。上述履新的省级政协主席中,有13人是异地调任,其中,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福建省政协主席滕佳材、重庆市政协主席唐方裕、甘肃省政协主席庄国泰来自中央机关、国家部委等部门。

  17日,人民政协报微信公众号发文分析此轮省级政协人事变动的特征。文章称,此轮地方政协主要领导干部调整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特点,干部选任来源广泛加上异地交流增多,有利于提高政协班子的整体功能和决策水平,改善人民政协的政治生态,进一步激发中国式民主的生机与活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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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解码兔年 | 赵燕林: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编者按: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中国传统的兔年春节将至,历经疫情考验的人们心怀希冀。自2023年1月18日起,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解码兔年”系列稿,探究春节文化、“双立春”等的意涵与影响。

  中新社敦煌1月20日电 题: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专访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

  中新社记者 丁思

  临近中国农历兔年春节,萌态可掬的兔子造型层出不穷。中国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三兔共耳”图存世千余年,绘制了共用三耳、循环追逐的三只兔子,这或许是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兔子造型。这一图案,也出现于巴基斯坦赤陶浮雕、叙利亚的多色陶瓷、欧洲教堂彩绘玻璃,乃至一些西方现代建筑中。

  “三兔共耳”的创作源起是什么,有何寓意?为何能在中西广受认同?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视频:【东西问】赵燕林: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目前,现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三兔共耳”图案有多少个?它们的造型、纹样有何不同?

  赵燕林:“三兔共耳”的装饰图案广泛分布于古丝绸之路沿线的亚欧大陆各地,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从时代分布情况来看,壁画中“三兔共耳”发端于隋初,流行于初唐和中晚唐时期,最终消亡于五代。

  莫高窟共发现有20个洞窟绘制有这一图案。其中,17个绘制在洞窟藻井图案中,4个为天宫栏墙装饰图案,还有1个绘制于藻井垂帐纹,共出现22处,隋代洞窟占比最多,共9幅。

  总体来看,隋代初期此类图案尚显生涩,而至隋代中晚期则极尽繁华,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被认为是该纹样的杰出代表,也是大众最为熟知的一幅。

莫高窟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敦煌研究院供图

  “三兔共耳”的图案主体构成呈圆形,三只兔子以等边三角形均匀分布其中,两两共用一耳,呈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奔跑、相互追逐,首尾相接,动感十足,造型优美。早期图案中的兔子,以白色居多,唐代逐渐出现了黑色、灰褐等色。

  中新社记者:该图案为何是三只兔子?有何寓意?

  赵燕林:“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寓意。《道德经》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只兔子有往复循环、繁衍生息的涵义。“三”又与佛教涅槃思想吻合,三兔像是“前世”“今生”与“来世”,有“循环”“轮回”之意。

  同时,古人眼中,“兔”的内涵也很丰富。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四《物性》中说:“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明代徐树丕在《识小录》中云:“俗曰:兔无雄,望月而生也。”古人认为世间所有兔子都为雌性,只有月亮中的兔子为雄性,加之兔子繁殖能力极强,自古便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西晋傅玄《拟天问》曰:“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又说:“月为阴水,白兔之形”。古人认为月是“阴水”,还是白兔的化身,故《隋书·天文志》说:“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所以,藻井图案中兔子的形象,也有“月神”与“阴水”的意涵,是“以水克火”的延展。

  另外,汉魏以来,图谶瑞应思想极为流行,有着向朝廷进献“祥瑞”的传统。白色的鹿、兔子等世间稀有罕见,是吉祥、祥瑞的象征。经过魏晋南北朝战争,隋初人口相对退减,多子多福、生生不息成为普通民众朴素的期盼。藻井是莫高窟洞窟中最为核心的位置,将“三兔共耳”图案绘制在最中央的藻井中,也是寄托了洞窟功德主们的美好愿望。

莫高窟第302窟“三兔共耳”栏墙纹,这是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敦煌研究院供图

  中新社记者:“三兔共耳”有何源起,其创作手法有何特点?

  赵燕林:研究发现,“三兔共耳”图案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纹样十分接近,例如出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玉器上的类似装饰图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敦盖、漆器上出现的三兽纹等,最为突出的是汉代瓦当上的三雁纹,以及画像石上的三鱼共首纹等。

  其创作手法是中国传统的“共生”,即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同造型元素的相同部分叠加重合在一起,在构成新图形的同时,不破坏单体结构的完整性。中国历代纹样作品中,有大量的共生图案,内涵也多与生命繁衍、祈福相关。

  “三兔共耳”的“共生”创作手法也体现着中国传统宇宙观。中国古人重视天文,有星象崇拜,“三兔共耳”有自秦汉以来“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的影子,即由中心三个圆外切三个正方形的叠涩构架而成,体现着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

莫高窟第305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及其“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结构示意图 。敦煌研究院供图

  中新社记者:“三兔共耳”的传播路径有无定论?该图案为何也在西方社会受到认同?

  赵燕林: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和商贸文化重镇,世界四大文明和三大宗教在这里相会,不同民族与文化交流交融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重要特征。存世最早的“三兔共耳”图案正是出现在敦煌。

  学界多认为,这一图案是从中国自东向西传播,其以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渊薮。有部分学者猜想其源于中原,后从蒙古帝国西征时,从敦煌沿丝绸之路同时向蒙古国、印度、中亚各地传播,后从中亚、西亚向非洲的埃及、欧洲各国传播。也有学者提出,是战争把它带至西方社会。

  该图案究竟源于何处,缘何被带至西方?目前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世界很多民族都有月亮当中有一只兔子的传说。

  随着时间演变,“三兔共耳”出现在伊斯兰圆章模印玻璃、阿富汗的金属盘、伊朗的托盘、科威特的瓷砖画、德国教堂的钟表、英国教堂的玻璃窗上,成为当地宗教、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图饰,沿用至今。

巴基斯坦斯瓦特赛杜沙里夫遗址“三兔共耳”浮雕(9—11世纪)。采自《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受访者供图

  该图案对于西方民众意味着什么?一些西方学者做了调查,甚至专门有团队出版了《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等研究文集,他们认为“这幅图具有神秘的力量”,能够为人们带来无限遐想和吉祥的寓意。由此看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对艺术魅力的认同与对生活的美好祈愿是相通的。(完)

  专家简介:

  赵燕林,甘肃省甘谷县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在《敦煌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艺术设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3部。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文化及石窟艺术,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日本《比较民俗研究》等期刊发表“三兔共耳”相关研究论文5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等研究课题4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多项课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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