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中国诗词大会》接力赋能，古井贡酒春节档又“添把火”？******
“年，谷熟也。”
在中国人眼中最神圣的“年”，最初的本意是指谷物成熟。甲骨文里的“年”字，上方是个禾苗的形状，下方是个弯着腰的“人”形，整个字形便是一个人扛着成熟的庄稼回家的情景。
在古老的农耕社会，谷物成熟自然是至关重要之事。因此，以谷物成熟周期引申而成的“年”，便成了华夏民族最隆重的节日。
历经上下五千年的传承和丰富，如今的“年”有了各种各样的习俗，比如守岁，贴春联，迎财神，祭神爷，放鞭炮，穿新衣，吃饺子……
新世纪里，年俗里又新添了看《中国诗词大会》，喝古井贡酒。
1月25日，正月初四，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的《2023中国诗词大会》如约而至、正式开播。
首期节目围绕主题词“欢喜”，热热闹闹地开启了新一季的诗意遨游。
为何“欢喜”？
秉承“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宗旨，《2023中国诗词大会》围绕“欢喜、寻味、燃、寒暑、先生、本来、心动、天下、十年、远方”十个关键词，以“欢喜”为始，以“远方”为盼，回归诗意的共同落点，给人以穿越凛冬的温暖力量，再掀“全家老少齐上阵，天南地北共此情”的收视浪潮。
“欢喜”不仅是一种精神状态，更是一种价值追求和理想情怀。
点评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借用中国古典诗词为观众普及了人生之中各式各样的欢喜：有大功告成的狂喜“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人生自得的欣喜，“休对故人国，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更有心怀天下，激励民众的大欢喜，“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看来，又一个春天如约而至，有团聚就有力量，有春天就有希望，新的一年，满载着希望和力量出发，即是迎接岁月静好的“小欢喜”，更是迎接国泰民安的“大欢喜”。
值得一提的是，节目还将相对抽象的主题，化作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时代切面，在纵横古今、纵贯南北的人间烟火中，激发人们对“欢喜”的丰富感知与无限遐想：它是欢悦庆升平的“岁朝图”，是北京深秋农家小院里甜蜜蜜、亮晶晶的大柿子，是浙江安吉余村“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的美好模样，是我们透过中国航天人的眼睛“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的油然自豪，是千年非遗绝技打铁花“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流光溢彩…………
当观众从触手可及的现实场景中，聆听诗意穿梭千年留下的壮阔回响，古老的诗词也就获得了与时代相拥、为生活赋能的新的生命力。
“欢喜”中的隐藏线索
在首期节目中，有一道很有意思的题目，需要参赛选手根据“后代称欢伯，前贤号圣人”“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等四句诗句线索，猜出一种饮品。
答案毫无悬念：酒。
节目主持人龙洋表示，将“酒”列入“欢喜”的线索题里，很有深意。在她看来，酒，可以是最孤独的人喝，也可以是最热闹的人喝，可以是最豪放的人喝，也可以是最温情的人喝，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康震也提出，酒在中国人的生活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人爱酒从对酒的命名中就可以体现。“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出自苏轼《洞庭春色》一诗，写的是苏轼当时的好友将所酿之酒取名“洞庭春色”，既是好酒之誉，也蕴含着主人对祖国山河的美好想象，李白也有诗云“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康震认为，“酒，在这时候就不是酒了，是一种燃烧的激情”。
蒙曼从古人对酒的别称中，总结“酒可以给人带来快乐”。“欢伯”一说，最早出在汉代焦延寿的《易林·坎之兑》中，“酒为欢伯，除忧来乐”认为，酒能消除人的烦恼与忧愁，使人快乐。
此外，酒还有“清圣”“浊贤”之说。在北宋时期李昉等撰写的《太平御览》《魏略》中有记载：“太祖(曹操)时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以“圣贤”代酒，足见对酒之欢喜。
年+文化+酒=古井贡酒
《中国诗词大会》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自主研发的原创文化类电视节目。它把中国最影响深远的诗词搬上综艺节目的舞台，以比拼竞赛的形式，寓教于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有了全民基础。
癸卯兔年，时值《中国诗词大会》陪伴观众“文化过年”的第八个年头。不知不觉守候它的开播，早已成了全家老小、天南地北的年味之选。
据统计，该节目前七季收视总计超过30亿人次，在全社会形成了诗词热、国学热、国风热和文物热，成为观众春节假期不可或缺的“精神陪伴”。
而古井贡酒同样是“年文化”的倡导者与同行者。
自2016年，古井贡酒携手央视春晚，向全国人民拜大年。中国人的过年记忆中，又加了一个“喝古井”，“过大年、喝古井、看春晚”成为一句流行语，响遍大江南北，深入人心。古井贡酒历经十年研发的“年份原浆·年三十”，更是以“年三十”为名，彻底与年文化深度绑定。
此外，古井还围绕“年”，成立古井贡酒文化研究院，遍邀白酒业、文化界专家围绕“年”展开一系列文化研究。通过发掘“年”文化的深厚内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井文化道路，展现了古井贡酒传承与传播中国文化的名酒担当。
也正是“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同一个初心，让古井贡酒与《中国诗词大会》走到一起。
2022年，古井贡酒牵手《中国诗词大会》。此次再度冠名、同框亮相，在新春佳节的喜庆、祥和中，二者携手汇聚起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族向心力，不仅激发起国人以诗为桨、破浪前行的力量与勇气，也表达了古井贡酒“寻文化之根、铸民族之魂，举杯古20，畅饮中国酿”的美好愿望，从而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酿世界香”的魅力。
东西问·镇馆之宝丨陈梓生：一千多年前，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福州1月16日电 题：一千多年前，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专访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陈梓生 中新社记者 龙敏  作为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其中一件波斯孔雀蓝釉陶瓶现馆藏于福建博物院。这是1965年从福州北郊莲花峰五代闽国国王王延钧妻子刘华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 让人好奇的是，这些孔雀蓝釉陶瓶是怎样的一种陶器？是如何从西亚波斯地区来到中国的？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陈梓生研究馆员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了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福建博物院“镇馆之宝”，孔雀蓝釉陶瓶是如何发现的？这是怎样的一种陶器？ 陈梓生：20世纪60年代中期，福建省博物馆(现名“福建博物院”)在福州市北郊莲花峰东宝山南坡，清理了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该墓早年被盗，大部分珍贵物品被洗劫，只清理出三件孔雀蓝釉陶瓶、三件石覆莲座和一组雕塑精美颇有盛唐遗风的陶俑。目前，这三件孔雀蓝釉瓶一件在福建博物院，一件在国家博物馆，另一件在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孔雀蓝釉陶瓶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器体都较硕大，器表均施蓝釉，造型特别，釉厚晶莹，胎厚质较松，断裂面呈淡红色，火候不高，属釉陶类。器形大小相近，均为敛口、鼓腹、小底，通高74.5厘米到78厘米。外腹壁是三组泥条堆成的幡幢状花纹，小腹为一道波浪纹。其中两件，肩颈部附三耳。 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引起了学术界普遍关注。权威专家推测，无论是器型还是材质，它都不太可能是中国古代窑口的产品，而是由西亚波斯地区传入的。 源自波斯的孔雀蓝釉陶瓶，因其具备特殊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堪称福建博物院“镇馆之宝”，不仅对中外陶瓷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与西亚地区人民通过海路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2021年，孔雀蓝釉陶瓶还曾代表福建博物院亮相《国家宝藏》系列节目。  孔雀蓝釉陶瓶。福建博物院供图中新社记者：孔雀蓝釉陶瓶为何被认定为产于9世纪前后的西亚波斯地区？ 陈梓生：出土在五代闽国时期的刘华墓的孔雀蓝釉陶瓶不是中国的产品，而是舶来品。当时，闽国与南亚、西亚等地区都有商业往来，史书上记载：“福州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色类良多，价累千万。”显而易见，闽国的这些贡品中很多就是舶来品，带有浓厚的异国色彩。 从刘华墓的墓志铭得知，墓主人刘华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王刘隐之次女，于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出嫁闽国，为闽王王延钧之妻，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卒。由此可知，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的年代应为公元930年前之物。 根据史料，中国本土孔雀蓝釉出现的时间较晚，一般认为到明代正德以后即公元16世纪后才出现。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孔雀蓝青花鱼莲纹盘，年代在明成化年间；香港艺术馆藏蓝釉白花花卉大碟，年代也是明代。 再从孔雀蓝釉陶瓶的器形、胎质和器表纹饰看，类似器物在伊朗、伊拉克等多地都有发现，且其与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伊斯兰式釉陶相一致。 因此，这三件陶瓶的产地应该是来自古代波斯地区。古代波斯，素以制陶著称，陶器外施釉，釉色有黄、青、蓝几种，尤其是淡蓝色釉最有特色。 波斯同中国很早就有友好往来，隋唐之后，关系尤为密切，贸易相当频繁。有关专家认为，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应是古代波斯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于公元930年前输入到中国。 刘华墓中还出土了三件石雕覆莲座。据专家推测，它们应该是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的器座。在古代波斯，这类器皿常常用于盛油，为让器身稳定，波斯人往往将器底埋入地下。刘华墓中的孔雀蓝釉陶瓶，很可能是盛油做“长明灯”用的。该墓是石构墓室，地面也使用石板铺成，因此特别制作石雕覆莲座稳定器物。  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清理出三件孔雀蓝釉陶瓶、三件石覆莲座和一组雕塑精美颇有盛唐遗风的陶俑。福建博物院供图中新社记者：这些精美的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陈梓生：这种孔雀蓝釉陶瓶并非西亚陶器流传到中国的孤例。福建省博物馆专家曾在泉州惠安螺阳镇凤旗山王潮墓调查时也有发现孔雀蓝釉陶片数片，其釉色、陶质和器胎厚薄均与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相一致。 王潮原名王审潮，五代十国之一闽国的奠基人，死于唐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刘华死于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前后相距32年。从年代上看，在公元898年到公元930年，孔雀蓝釉陶瓶作为随葬品入葬，可能是闽国王公贵族的一种随葬礼仪或习俗。 在福建博物院展厅展示的这件孔雀蓝釉陶瓶，形体较大，而且陶瓷比较易碎，经不起多次辗转，应该是从伊朗直接运达福州。也就是说，孔雀蓝釉陶瓶是通过船载，沿着海路，从福州港进入闽国的。 自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逐渐衰微或中断，而“海上丝绸之路”运输能力跃居中西交通首位。当时，由于中国造船业发展以及海航技术的进步，唐代有一种叫“苍舶”的大船，长20丈，可载六七百人；还有一种叫“俞大娘”的海船，能载重至3万石。 在五代十国时期的东南沿海，福州港已经崛起。据薛能《送福建李大夫》一诗云，福州有“船到城添外国人”，反映了福州与海外通商的盛况。当时的福州港已是“波斯货”进入中国的转口贸易的重要港口。《全唐书》文献中亦记载，当时已经有商人经营波斯商品进入中国的贸易，而且在贸易中挣了很多的钱。 刘华墓发现孔雀蓝釉陶瓶之后，扬州、宁波、泉州、桂林和容县、广州等地也有类似器物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桂林和容县外，都是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海路贸易经济的繁荣昌盛。  在福建博物院展厅展示的孔雀蓝釉陶瓶。吕明 摄中新社记者：孔雀蓝釉陶瓶的出土，见证了古代“海丝”的繁荣。如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推进，如何以古鉴今，让丝路精神薪火相传？ 陈梓生：孔雀蓝釉陶瓶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是海外输入商品之一，也是中国与西亚地区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 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主阵地之一，其拥有的文物资源承载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人民的共同记忆，促进了沿线地区思想文化交流，对社会发展和民族意识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新形势下，博物馆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文物、展览引导观众回望辉煌的文明发展历程。  福建博物院外景。福建博物院供图福建博物院于2013年联合中国沿海七省45家博物馆，荟萃300多件文物精品，举办了“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截至目前，该展已赴中国多个省市展出。 同时，为了让广大青少年进一步了解“丝绸之路”的千年风貌，我们以瓷器、丝绸服饰、茶、香料、动植物、食物、航海术、造船术为主题，研发了八大系列教育课程；在展览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科普读本《舌尖上的丝绸之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通过展览的举办和教育活动的开展，希望让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深刻感受到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丝绸之路”文化内涵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陈梓生，研究馆员，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中国博物馆协会社教专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主要致力于博物馆公共教育及传播推广领域研究，主持并参与编写《文物故事——福建古代文明通识读本》《舌尖上的丝绸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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